1903年5月，日本大阪勸業博覽會。一個拖著長長的辮子、穿著長袍馬褂的中國人八進博覽會現場，對啟迪未來的新技術、新產品，表現了濃厚的興趣。

　　日本博覽會上展示的電梯

　　他就是有“狀元實業家”之稱的張謇。時年50歲第一次來到日本，完全掏的是自己的錢。

　　他在日本逗留了70天，除參觀大阪勸業博覽會外，他“虛著心，快著眼，勤著筆”，先后踏足長崎、神戶、大阪、名古屋、東京、橫濱等20多個城市，參觀了30家農工商企業和35家教育機構。

　　當時日本東京街頭

　　日本媒體對張謇的印象是這樣的：“曬得黝黑的臉、俊秀的鼻子、緊閉的嘴和瘦削的稍高的顴骨，下巴大，顯現出一種堅強的意志。”

　　他們還看出了這個人的不同之處：“張氏之行，與以視察為名而一般泛泛走馬觀花者大相迥異，此乃知識精英兼實行之勇士觀光也。”

　　50歲首次去日本的張謇，是為了學習

　　這趟日本之行，為張謇后來二三十年的實業振興道路，提供了豐富的經驗。

　　就在這次去日本的前幾年，張謇，還是為自己的仕途而打拼的一介書生。

　　從1853年出生，到1894年中狀元，41年間，他的主要任務就是讀書和趕考。

　　作為一介貧寒子弟，科舉之路并不平坦。16歲中秀才后，他又苦讀26年，進出科場20多次，41歲時，方中狀元，名滿天下，官居六品，職位是翰林院修撰。他那務農兼做小生意的父親，為此興奮過了頭，乃至撒手人寰。

　　而在同一年，中日甲午海戰爆發。中國一敗涂地。簽訂了《馬關條約》。國家的悲慘命運猛烈地撞擊著張謇的心。他看到兩國的巨大差距。

　　甲午之敗喚醒了張謇實業/教育報國之心

　　他認為中國的官場已經腐敗透頂，讀書和做官無法改變中國積貧積弱的現狀。

　　他從德國“鐵血宰相”俾斯麥那里得到啟示——教育救國!

　　要辦教育，不能赤手空拳，只有先辦實業。

　　辦實業，興教育，才能強大自己的國家!

　　張謇的心靈導師——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

　　他實業救國的想法得到了當時朝之重臣、洋務派代表人物張之洞的贊許與支持。

　　1895年，張謇放棄了前途不可限量的官場之路，拋開了狀元的本分，投身于陌生的工商實業和商界，回到家鄉南通籌辦大生紗廠。

　　“三十年科舉之幻夢，于此了結”。

　　張之洞幫張謇完成了從書生到商人的轉型

　　從1895年籌辦，到1899年開機，籌辦大生紗廠的四年，張謇單為籌集資金，就已焦頭爛額。

　　招股計劃高達50萬兩，這不是個小數目。

　　張謇既是大生紗廠的創始人，也是股東，只是他的股金不過區區2千兩白銀，其中的600兩還是另一位創始人墊付，他的這點股金只占公司全部股金的0.4%。

　　雖有官家在背后支持，但張謇在商界并無人脈，亦未積累信譽，南通和上海兩地的商人并不肯輕易出錢參股。

　　張謇獨子張孝若后來回憶：“這四年間，我父奔走南京、湖北、通、滬各處，白天談論寫信籌畫得手口不停，夜間又苦心焦想，翻來覆去，寢不安枕;官紳的接洽說話，一天幾變，捉摸不定。有錢人的面孔，更是難看，推三阻四。上面的總督雖然贊助，而底下的官員沒有一個不拆臺。旁人也沒有一個不是看好看。所謂人情冷暖，世態變幻，我父是親嘗而身受了，又是氣憤，又怕辦不成功……所以我父親最初最大的成功，是完全建筑在堅忍的、勤儉的毅力上邊。”

　　這是一段艱苦卓絕的創業歷程，何況他已年近50歲，如果沒有堅強的意志，創業極有可能半途而廢。后來，他對下屬說：“一個人到了危難的境遇，還是要抱定牙齒打落在嘴里和血吞，連手都用不著去摸肚子。”

　　歷經4年艱難，張謇終究把大生紗廠建了起來，可喜的是，紗廠第二年就實現了盈利。而同時期全國商辦的機器紗廠不過七八家。

　　清朝一共出了114位狀元，親自開辦工廠的，除了張謇，還有同治狀元陸潤癢，只是他熱衷的是仕途，僅僅辦了兩年多的工廠，就重返官場。

　　而張謇，辦了兩年多的工廠，又開始積極籌辦通州師范學校，與實業相比，張謇更感興趣的是教育。

　　張謇提出了“父教育，母實業”的觀點，以實業利潤反哺教育，以教育人才推動實業發展。

　　無論是民辦實業還是新式教育，在20世紀初始的中國，都是新鮮事物，如何一一發展起來，沒有先例可循。

　　而此后20年，在南通，張謇不僅創辦了數十家企業，成就商業帝國，他還用企業的利潤和自己的收入，創辦了 240多所小學、6所專科學校、1座博物館、1座圖書館、1個氣象臺和16家慈善組織。

　　張謇一人締造了一個城——南通

　　籌辦通州師范學之前，張謇曾上書兩江總督劉坤一，希望政府興辦新式學校，他甚至還擬定了興學的次序和中小學的課程。劉坤一身邊的官員極力反對，上書未被采納。

　　張謇在日記中寫道，這反而激發了他自己辦學的熱情，“乃謀自立師范學校”。

　　雖然科舉造就了他，但他卻公然提出“廢科舉，興學堂”。

　　在他看來，科舉制度之下的讀書人，“從小到老，從讀書到做官，埋了頭，捧了書，執了筆，只是為了趕考;先關在家里，再關到場里，拿一個人的活氣靈氣，都斫喪完了”。

　　后來八國聯軍的槍炮逼得慈禧西逃，這才在反思中開始了一場勉強的“新政”，并頒布了《欽定學堂章程》，算是給張謇創辦新式學校提供了政策支持。

　　在辦學上，張謇絕不盲目、隨意，反而思慮縝密。他對周圍人說，普及教育就要多辦小學，辦小學需要師資，所以首先應辦師范學校。

　　張謇戴著小帽，穿著青衣，坐著獨輪小車，親自選擇辦學地點，最終選了敗落的千佛寺，一座始建于明朝萬歷年間的寺院。接著對寺廟進行改造和新建，他甚至親自參與測量、設計繪圖。

　　學校開學前一晚，張謇親自拿著錘子，為每個學生宿舍釘門牌，一直忙到后半夜。

　　1903年4月23日，通州師范學校本科生復試，試題由張謇親自擬定。當日監考老師中的一位年輕人，日后成為了名震華夏的國學大師，他就是王國維。

　　一位叫陳衡恪的人也來此當了老師，任教4年，教的是博物學科，他是國學大師陳寅恪的哥哥，后來成了著名畫家。

　　從籌辦開學，到1907年，通州師范學校的辦學經費多達18萬兩白銀，三分之二來自大生紗廠的分紅，三分之一是張謇、張詧(張謇的三哥)等人的捐款。

　　張謇說“ 家可毀，師范不可毀”，因此他格外注重師范學校辦學經費的可持續，多次董事會會議專門討論辦學經費。

　　1911年，張謇提議，通海墾牧公司的450股作為校產，捐給師范學校。通海墾牧公司由張謇創辦于1901年，開墾海邊的灘涂，直到1910年才開始盈利。

　　在1903年的赴日考察期間，他還對日本的各類學校進行仔細考察、研究。他到達日本的第一站是長崎，下了船便立即訪問私立鶴鳴女子學校，教學內容、師資、學生和經費等各個方面，他都一一詢問。

　　此后，他還訪問了幼兒園、小學、女子師范學校、工業學校、醫學校、染織學校、商業學校和高等師范學校。學校建筑和課業內容，他都詳細得問清楚;學生所用桌椅的尺寸，他親自測量并記錄下來;即便是廁所，他也仔細查看。

　　回國后，他幾乎將在日本所看和所學，完全復制到了南通。

　　他甚至還專門為師范學校聘請了十多位日籍老師。

　　從日本歸來的第二年，張謇創辦了女子師范學校，還在出生地海門常樂捐資創辦了第一所小學。

　　創辦小學時，張謇對施工工人提出了嚴厲的要求，“30年不要動斧頭鑿子”，此后遇到臺風，周圍房屋倒塌，唯獨學校的建筑屹立不倒。

　　接下來的幾年還出資創辦了鐵路學校、農業學校、商業學校、銀行專修學校等。

　　受張謇影響，他的夫人拿出私房錢捐資辦了一個幼兒園一個小學，他的兒媳婦也捐資辦小學。

　　大生紗廠開機后的23年里，獲得純利1161多萬兩，1907年開機的大生二廠，在此后的15年里，獲得純利500多萬兩。

　　尤其是1913年到1922年，因為世界列強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戰，國內紗廠迎來了發展的黃金期。

　　龐大的利潤以及張謇的豐厚收入，支撐了南通教育的快速發展。

　　1912年，是張謇的六十大壽。本該值得花巨資隆重地慶祝一番，他卻把宴客的錢和親友的饋金一并拿出，建立了南通第一家養老院，能容納120人。

　　他還約定十年后的七十壽辰再捐贈一所養老院， 1922年果然如約，又建造了南通第三養老院。能容納146人。此期間，張謇創辦了南通第二養老院。

　　談到創辦養老院的原因，張謇說，

　　“慈善事業，迷信者謂積陰功，沽名者謂博虛譽，鄙人卻無此意，不過自己安樂，便想人家困苦，雖個人力量有限，不能普濟，然救得一人，總覺心安一點。”

　　大壽過后沒多久，張謇又親自忙著籌建并規劃殘廢院和盲啞學校。對于殘廢院收養的人，張謇規定凡是殘廢者，不論年齡，不論籍貫住所，均可入院，包辦吃飯穿衣。

　　創建一所慈善性質的盲啞學校，是張謇多年的心愿。

　　1912年，除了籌建數所慈善機構，張謇還一口氣籌建了數所學校，包括醫學專門學校、紡織專門學校、水產學校和河海工程專門學校等。

　　從1912年開始，張謇的慈善醫院、貧民工廠、濟良所、殘廢院和戒毒所先后創建。

　　有外國人到南通參觀后，發現南通街頭沒有乞丐、醉鬼、流浪者，原因是，一則農工商企業吸收了絕大多數勞動力，二則孩子都有學可上，三則慈善機構收治了老弱病殘群體。

　　這些慈善機構的費用，都是張謇和親人的私財捐贈。用他的話就是，“系自動的，非被動的，上不依賴政府，下不依賴社會，全憑自己良心去做。”

　　育嬰堂建成之時，張謇選擇了一個新的捐資辦法，即賣字籌錢。當時計劃每個季度賣字得500兩即可，一年便有2000兩的收入，足夠收養一百多名嬰兒。

　　此后，他還登報啟事，為殘廢院和盲啞學校賣字籌錢。

　　1922年，大生集團開始虧損，張謇的分紅和收入迅速減少，直接影響了慈善事業，他再次登報賣字籌集善款。原本限定一個月的計劃，持續了兩年多，直到1924年張謇已是72歲的高齡方才停筆。

　　去世前一年，即1925年，張謇公開說，二十多年中用在教育和慈善上的工資和分紅，高達150多萬兩。

　　張謇說：“國家之強，本于自治;自治之本，在實業教育，而彌縫其不及者，惟賴慈善。”在他看來，實業、教育和慈善，三位一體，構成現代地方自治，也構成了“南通模式”。

　　張謇耗費后半生，將南通發展出現代的模樣，成績斐然引來無數矚目，不少實業家競相學習模仿，榮德生、盧作孚、穆藕初和范旭東等，后來都學得有模有樣。

　　讀了幾十年的儒家經典，張謇是地地道道的儒者，在他看來，“人單單尋錢聚財不算本事，要會用錢散錢”。而他的一生，為了教育，為了慈善，散盡家財，的確做到了這一點。

　　作為儒者，他對自己的要求甚高，不賭博不喝酒，所好者除了讀書寫字作詩，就是聽京劇。

　　他生活節儉，吃飯以素為主，平時穿布衣布鞋，衣服破了總是打補丁后接著穿。

　　有公司職員后來回憶，張謇跟人說話并不頤指氣使，很有禮貌，臉上總是帶著笑容。

　　他一生腳踏實地做事，當地百姓始終記得他的好，沒見過他做過壞事。

　　只是晚年與有“繡神”之稱的江南才女、張謇所創女紅傳習所的所長沈壽傳出一件緋聞，一番沸沸揚揚之后，歸于平靜。

　　1922年，張謇迎來70大壽，也迎來了人生的高峰。在北京、上海報紙舉辦的成功人物民意測驗中，投票選舉“最景仰之人物”，張謇獲得最高票數，超過當時還健在的“國父”孫中山。

　　這一年，張孝若到上海拜見孫中山，孫對張說，“我是空忙，你父親在南通取得了實際的成績”。

　　積攢近30年方達到人生高峰，而之后，則是直線下挫。1922年，紡織市場風云突變，棉貴紗賤，大生紗廠出現虧損。張謇四處融資，卻障礙重重，因為之前企業已經債臺高筑。

　　大生盈利一直豐厚，雄心勃勃的張謇因此投資創辦了數十家各類公司，但多數都沒有盈利。

　　企業盈利時，利潤大多被股東分紅，同時投入教育和慈善事業。

　　企業發展順風順水慣了，而沒有懂得“現金為王”的道理。市場一旦不好，資金鏈則斷裂。

　　張謇最后意識到問題所在時，他已不能兩全。

　　七十多歲的張謇奔波了三年多，企業仍沒能起死回生，大生紗廠資不抵債，不得不由債權人接管。他被迫退居二線，做了名義上的董事長。

　　胡適評價張謇：

　　“張先生在近代中國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……他獨力開辟了無數新路，做了30年的開路先鋒，養活了幾百萬人，造福于一方，而影響及于全國。終于因為他開辟的路子太多，擔負的事業過于偉大，他不能不抱著許多未完的志愿而死。”

　　張謇去世40年后的一天，他的墳墓被hwb砸開。

　　張謇的孫女張柔武，在現場目睹了這一切，當棺木被砸開，她看到祖父的陪葬品，只有一頂禮帽，一副眼鏡，一把折扇，一束胎發，一顆盡根牙。